一个没有美国参与、即所谓“G减1”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再次引发热议，是因为今天的美国不断向着孤立主义回摆，越来越显现出从“世界的美国”退回“美洲的美国”甚至“美国的美国”趋势。当前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和政策，注意力更多转移至美国自身以及直接利益相关领域，对于诸多世界事务选择撤离，包括从一些国际组织退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表现出减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倾向。当美国选择战略收缩、不愿再为国际事务承担责任和义务时，一个过去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正在经历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政治限度显露无遗。
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无疑正在发生深刻演变：“G1”，即由一个国家来对全球“发号施令”的时代已成历史；以往常被谈论的“G2”即“中美共治”，随着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压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越来越少被人提起；还有人认为世界已经进入“G0”局面，即全球陷入领导力真空的高度不确定和不稳定状态；也有人提出当今世界是“G3”格局，即美国、欧洲、中国或美国、俄罗斯、中国“三足鼎立”。一个只有混乱不断加剧却无有效秩序建构的世界业已到来？答案或许并非如此悲观。
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化蓬勃发展，很多人说“全球善治”正在到来，“全球治理”成为热门词汇，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以“全球治理”为关键词命名的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全球治理是随全球化而来，对应的是全球因贸易、人员、信息等要素流动而被编织成一个高度关联的网络，它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可能，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显性化，迫切需要提供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二是在全球层面形成了共同面对全球性问题、推进普遍福祉的意愿与行动。
无论全球治理还是全球化，共同前提都是存在一套得到世界主要大国力挺、具有全球接受度和权威性的国际制度、机制与规则体系。不考虑规则体系来谈全球化、全球治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全球化并非简单指向人类内部的自然联结，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也不完全是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平等协商的结果，而是既定国际制度、机制和规则呼应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流交往需求的产物。全球化的前提是战后以来人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治理，它的展开使国际治理进一步跃升为全球治理，并带来国际制度的调整优化。这里的国际治理是指“国家之间”的治理，多数时候存在于局部层面，且以主要具有局部范围影响力的规则体系作为制度支撑，这是从二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常态。与之不同的是，全球治理是强调各个国家、地区或其他行为体“为了全球”而采取一致性行动的治理，是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体系为前提，以此凝聚全球共识、实施全球行动。
如今，美国不再积极参与其中，意味着以往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与之对应的那套全球治理范式也将发生改变。美国是诸多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关键建立者，这是当前这套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因素。当美国选择“退群”，不再支持它自己参与建立和长期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时，全球协调将会变得更加艰难，以往为人熟知的全球治理范式也将展现新的样貌，呈现新的特征。
美国不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引来世界陷入无序状态的担忧。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被认为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主导性角色，当美国放弃这一角色并对其他国家施以经贸胁迫时，国际社会的无序化隐忧有所加剧。但同时，全球范围内维护和促进国际秩序的意愿与行动也在明显增强，随着美国“后撤”，一个“G减1”（没有美国参与）的世界也将逐渐显现轮廓，一种新的全球化进程或许也已进入准备阶段。
早在十几年前，笔者观察全球经济贸易关系变化时就注意到，如今正在群体性崛起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彼时已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形成一个带有全球性特征的体系，当时所缺的乃是一个有着高度自主性的全球性金融货币体系作为支撑。若能做到这点，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将会得到更快、更好的纠正。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结更趋紧密，但那个时期主要还是资本全球性运动等无意识推动的结果。十几年前，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组织、国际制度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这既体现在相关国家在既有或新建的国际组织中地位不断提升，也体现在由其主动倡导和推动创建一些新的国际组织，建构新的国际制度和规则。雷火竞技二十国集团（G20）、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机制等都是这方面的体现，这与以往的国际治理大多依赖西方主导建构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并服从于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大为不同。
近些年来，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主动展开的“生产自救”愈发令人瞩目，相关成果和机制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美国“退群”以及其他不负责任行为给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带来的破坏。这种努力在世界范围内赢得积极反响，为各国的发展和安全创造了新的可能、提供了新的希望。
比如，金砖国家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扩容，吸引越来越多国家的目光。其中，金砖国家对于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机制的讨论，是因应美元霸权日衰、“去美元化”渐成潮流而对国际货币金融秩序准备新的潜在性安排。再如，东盟、中国和海合会不久前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三方峰会，让人想象一种横跨亚洲不同区域的协调机制正在产生，为作为整体的亚洲经济和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前景选择。二战结束以来，在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叙事中，只有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发展才有可能，安全才有保障。但金砖国家不断扩容并产生巨大磁吸力等现实，破解了“月亮独在西方”的神话，彰显全球南方国家正成为国际治理的新能动方和国际秩序的新创造者。
很大程度上，一个正在浮现的“G减1”的世界，又将世界秩序推回到了战后秩序构建的时刻。在晚近流行的国际关系史教科书中，“战后国际秩序”通常是由当时的战胜国尤其是美国、苏联和英国主导建立的，甚至有说法是“美国创建的”。的确，大国在战后秩序构建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不过，今天的全球南方国家、当时所称的欠发达国家，虽然彼时很多还处在被殖民状态，其实同样参与了战后秩序的构建。这体现在1945年，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这些国家中有不少是后来所说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与发达国家共同商定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体现在1944年7月，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参加关于战后货币金融安排的会议，拉美国家和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占了参会国家的大多数，它们的主要诉求是通过国际发展合作推动“欠发达”国家发展，这是布雷顿森林谈判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并且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内容。只是后来由于冷战来临和美国对于权力优势的追求，全球南北方间通过发展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景逐渐被搁置和“遗忘”了。
换句话说，至少自二战时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一直都是国际重大议题的提出者、国际制度制定的参与方，只是参与权重长期以来有所不足。无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次亚非会议，还是20世纪70年代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行动，以及后来推动设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展现了主动性和团结性。南方国家间的有机协调，对于促进国际秩序的公正合理至关重要，它所打破的正是19世纪以来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国际体系的非正义性。
近些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建立的一些新兴国际组织产生广泛影响力，进一步使南方国家摆脱以往在国际制度和规则制定上的被动地位，逐步赢得推进共同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如今，随着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遭遇重大挑战，广大南方国家共同提出发展合作设想并展开相关行动，正在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共同发展与安全开辟出新道路。作为国际治理的关键力量，全球南方国家这种团结协作，为日益滑向无序的世界提供了一颗宝贵的定心丸。（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院长）